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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承认，我对小区业委会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。我不认识业委会成员，不要说他们的能力和为人，他们当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连他们长相都不知道。没有了解，谈何信任。
再者，作为业主，实现小区自治，我够格吗？
大城市的住宅小区，不像一个村庄，也不像八九十年代的单位家属楼，通过宗亲关系、工作关系，形成一个相互熟悉，彼此有一定信任度，能形成相互约束的微型社会。
在一个“谁也不认识谁”的小区里，只要不是火烧眉毛、利益攸关的大事，大部分决策无论好坏，大多数人的态度是“关我屁事”。我以前也是这样。毕竟，在深圳这个以打工、加班著称的城市，有几个牛马能抽出时间关注小区事务呢？
在这种情况下，实现所谓的业主自治，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？
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，我居住的小区楼龄接近20年，小区老龄化的问题不容回避。老旧小区的维护修缮，需要仰赖一个良性的自治生态。
一场争吵
“我告诉你，没有业委会你狗都不如。”
业委会秘书怒目圆睁，指着我咆哮出这句话，然后被别人拉出了房间。
刚刚，我跟这位秘书吵了一架。吵架的起因，是房间窗户外那群踢毽子的人（为了表述方便，以下简称其为毽子队）。此刻，社区民警正在外面跟毽子队沟通。
窗户外有一块空地，面积100平方米出头。其中一半的空间划作运动场地，边缘铺着红砖作为标记，尺寸相当于一个单打羽毛球场。另一半用作道路，除了居民日常的来来往往，附近6幢楼的居民到空地角落的垃圾站丢垃圾，都要经过这条路。
这个运动场太小，以往使用率不高，偶尔有家长带着孩子打打羽毛球。1年多前，十五六个中年人开始在这片空地上踢毽子，早上不到8点钟到中午11点，他们将整片空地站得满满当当，攻守、跳跃、奔跑、嘶吼……气势不输世界杯小组赛上的中国男足。
早晨倒垃圾的，着急忙慌赶着上班的邻居们，只能从火热的毽子运动中穿插而过。激起众怒的，是运动过程中的嘶吼声、欢呼声，音量堪比足球赛现场。
邻居们在微信群里接二连三地抱怨、投诉，但毽子队叫喊的分贝越来越高，频次也从最开始的隔三岔五，变成了一周七次。越来越频繁的投诉之下，物业去现场处理过多次。今年10月下旬，保安再次劝导时，这群人直接往保安脸上吐了口水。
毽子队中，一部分是本小区业主，居住在远离空地的楼栋，他们的家人无需忍受这份噪声，另一部分不是本小区住户，他们的家人更无需忍受。
空地旁边的楼栋，一层是物业和业委会办公室，其余楼层是住户。邻居小L夫妻，居住在这栋楼的二层，卧室窗户就在空地上方，是毽子队噪声污染的最大受害者。他们曾投诉给12315，这条投诉一级一级传导，最终交由物业处理。
在我和秘书吵架的间隙，小L问秘书，“我投诉给物业，物业管不了，我打12315，12315管不了，你业委会也跟我说管不了。你们都说管不了，只有我在这里深受其害。”小L修养比我好，对着秘书说这番话时，依然平声静气。不过，秘书并不领情，铁面无私地摆摆手，“那没办法，这个我们确实是管不了”。
在与秘书吵架的前几天，我、L夫妇与毽子队成员先吵了一架。
“你们大呼小叫的，已经影响到别人生活了”，我说。“想不受影响可以去买别墅啊”，毽子队里一名中年男人说。他不仅赖皮，大概还想用贫富差距来羞辱我们。
跟L家不同，我家离这块空地不算太近，窗户还朝向另外一面，几乎不受噪声影响。为什么我会下楼跟毽子队吵架，最直接的原因，是那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从毽子运动方阵中穿过，没有人给她让路，也没有人提醒自己的队友应该给她让路。
我妈妈每天早上要经过这条路倒垃圾，如果哪天她被撞倒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决定把这个事情管到底。
今年10月底，我打了110，我上网查过，噪声扰民可以报警。民警第一次到现场时，毽子队成员全跑光了，几天后，第二次来到现场的民警，才抓住与队员们沟通的机会。
民警与毽子队交流期间，我与秘书开战了。
我觉得业委会没有承担起责任。物业劝阻无效，为什么业委会不能出面解决问题呢？我好几次还看见业委会秘书跟他们一起踢毽子。莫非因为秘书也参与其中，其他毽子队友才敢吐保安口水？
我指责业委会秘书“跟那群人一起踢毽子扰民”，指责“业委会对噪声扰民装聋作哑”“什么都管不了，要业委会有什么用”……
秘书被激怒了，“我踢毽子怎么了”“我都几个月没踢了，你没看见吗”……他冲着我喊，似乎有点委屈。他说的好像也没有错，“我是不是太咄咄逼人了”，我想。
不过，箭在弦上，总不能输了气势，我继续梗着脖子跟他吵。我俩像斗鸡一样吵了两分钟左右，我也感到委屈，为什么小小的噪声扰民问题，非得把我逼成一只斗鸡，非得闹到要民警来处理。
秘书离开后，一位Z姓业委会成员要拉我聊聊。窗外，民警还在跟毽子队员交谈。
Z情绪稳定，我俩进行了一场和平友好但无用的短暂对话。从Z的口中我得知，大部分毽子队成员是小区老业主，跟业委会成员很早就认识。“是关系太熟，业委会不好意思出面吗？”我心想。
“小区里一点点小事情，非得让我们找社区，找民警，咱们业委会就解决不了吗。”我问Z。
“你看人家社区、民警都不好解决的，那我们业委会怎么解决得了嘛”，Z身段柔软。
我知道，秘书那句“没有业委会你狗都不如”，更多是在强调一个救世主的身份——如果没有他代表的业委会，我和其他小区居民，过得连狗都不如。
四年前，我生活的小区经历了业委会换届选举，新的业委会雷厉风行地换掉了原来的物业公司。在此之前，给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是开发商物业，业委会有名无实，是与开发商物业“穿一条裤子”的傀儡机构。秘书所指的，即在开发商物业的服务下，我过得狗都不如。
好在，本小区里有一群愿意付出时间、精力，监督开发商物业猫腻行为的邻居。我朋友住在附近的B小区，与我们小区同属一个开发商，也是开发商物业提供服务，她告诉我，B小区居民很羡慕我们小区有一群“敢跟物业对着干”的业主。
现任业委会和他们的支持者，就是那群“敢跟物业对着干”的人。新物业进入小区后，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业委会发放。扼住了物业的经济命脉，业委会成为本小区的最高权力者。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权力更迭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。我们小区也不例外，新旧物业交接得并不愉快，开发商物业强行带走了一部分小区原始资料，双方在小区广场上发生过两次冲突。
如此有魄力的业委会，居然对小小的噪声扰民问题无计可施了。
事情终归没有那么糟糕，民警协调过后，毽子队友们不再频繁出现在空地上，即便出现，也不再占用道路，不再大呼小叫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越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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