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只有一半人能读高中”的中考,到虽然学历贬值但仍极度残酷的高考,中国孩子面对的内卷已经到了“登峰造极”的地步。
这种内卷并不仅仅考验孩子的智商和耐力,也考验家长。“拼家长”拼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投入,还要拼家长的知识结构、眼界见识,更重要的是拼时间。时间也不只是用来辅导,更关键的是沟通和陪伴。
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社会,一向热衷于竞争的美国社会也是如此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,电视机里的篮球和橄榄球比赛当然充满竞争,连商场里的“大胃王”比赛也异常激烈。但相比这些娱乐性质的竞争,劳动力市场才是美国人必须面对的难关。除了薪水之外,头衔和嘉许同样是需要争取的东西。
美国学者希拉里·弗里德曼在《一激到底》中提到,要想得到好的就业,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去了一所‘正确’的学校,进而拥有‘正确’的人脉。”在美国社会,大学教育尤为重要,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未来社会阶层的归属。社会学家兰德尔·柯林斯也总结道:“一个以文凭为形式去生产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的兴起,是造成20世纪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主要力量。”
当然,美国的内卷并不呈现于文化课的成绩,而是更为广泛。因此,相比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看重,美国中产家长在“鸡娃”道路上的投入更加多元化。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更多元化,除了在校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外,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是重要考察内容。
调查研究显示,美国的优秀雇主在录用员工时,不仅仅会看学历,也看重曲棍球、壁球和赛艇等课外活动。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日后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的一员,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。这种养育机制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,孩子们的专业化竞争性课外活动,最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化,并作用于跨代际的社会结构。
不过内卷也有程度之别,相比美国,中日韩的内卷程度才是真正的“全球领先”,牵动着孩子,也牵动着孩子背后的整个家庭。正如《父母格差:“拼家长”时代的冲击》一书所呈现的那样,一个孩子的未来已经不再由他个人的努力决定,而是取决于父母的实力。“父母的财富”和“父母的教育愿望”决定了儿童的教育背景以及未来的社会地位。
当然,书中提到的“教育资本”并非单纯的金钱堆砌,而是由经济资本、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者交织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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