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成式AI的兴起，正在催生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，而这种社会形态亟需重新回答传播与社会的关系。‍‍‍‍‍‍

2024年6月，群玉山研究院联合腾讯研究院一道在南京大学拜访了胡翼青教授。胡翼青教授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和引进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学者，从传播学思想史角度看，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《再度发言：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》是最直接回答传播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内容。因此，我们希望通过与胡老师的对谈，厘清传播与社会、传播与共识的关系，以及商业传播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。

如果100年前，芝加哥学派是在现代社会/工业社会的逻辑中，研究传播与社会的关系；那么，当下，走出工业逻辑的数字逻辑中，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整体的视角跳出来看我们的社会，继而再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？

以下为群玉山咨询研究院潘洪亮、腾讯研究院王焕超（提问方以下简称Q）与胡翼青教授的对谈全文。

Q：我们从芝加哥学派谈起。您之前一直关注芝加哥学派，在芝加哥学派的视阈里，如何看待“传播”这个概念？进一步说，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的认识，如何影响后世的传播理论？

胡翼青：今天看来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确实具有很强的原生性和理论繁殖力，所以，仅仅是在传播学的视野里，它哺育了20世纪60年代的媒介环境学、20世纪60年代以后德国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理性研究，哺育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以詹姆斯·凯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，甚至还哺育了今天北欧的媒介化社会理论。

媒介化理论尤其是深度媒介化理论自己也在寻找各种理论源头，比如说他们把自己看作埃利亚斯和吉登斯的“型构社会学”的后代，但事实上，他们的起点还是芝加哥学派，还是符号互动论。可以说，在今天社会学与传播学发生关系的交织点上，基本上都有芝加哥学派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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