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敬明的最新剧作《大梦归离》基本上扑了。被揶揄为“脸上三斤粉，说话慢吞吞，滤镜开最大”的郭敬明最新美学，成了网民狂欢的新段子。

郭敬明因为进城早，早期靠兜售浮华奢靡的城市镜像，还能忽悠到一群初高中生的追随。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了65%，曾经的郭敬明男孩、女孩，现在比郭敬明更懂现代生活和作品的审美。郭敬明已经从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批获利者，反向沦为了城市化的牺牲品，核心就是一个字——土。

17岁的郭敬明第一次来到上海，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决赛。一副瘦弱的身躯走出机场，眼前是比老家繁华一万倍的东方第一都会。那是2000年，上海GDP 4551亿，郭敬明的老家自贡市富顺县GDP 35亿。

在一档忆苦思甜的节目中，郭敬明回忆初次走出上海地铁站那一刻的心境：“我的家乡没有地铁，第一次坐地铁时，才知道火车能在地下跑。出来后，上面是人民广场，非常的繁华，这些场景给我的震撼在当时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。”

郭敬明生活在县城，但条件并不艰苦。爸爸在国企，妈妈在银行，在当地生活属于小康。只有一项自认为的缺憾，身高不足1.6，这是由于幼年患败血症导致的身材矮小，生活里没少挨欺负，被称为“火柴人”。

少年无法承担“与众不同”的压力，叠加青春期的叛逆，养成了他自卑敏感的个性。

初二初三时，郭敬明每天早上起床都可以和爸爸吵一架，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每天都可以有新鲜的由头。比如刷牙声大了，爸爸就会说“你刷这么大声干嘛”。倒是不和妈妈吵，妈妈只是哭，“我觉得我妈比较聪明”。

成长环境塑造了郭敬明的内在张力，写作成了他胸中愤懑的抒发口。

高三时，郭敬明发布了第一部散文与短篇作品集《爱与痛的边缘》，里面既写了青春时光的明朗，也写了少年敏感时期的阴郁。他在书中写到：“我们以为要找的是锁，其实要找的是那串丢失的钥匙。”

从自贡来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，郭敬明的内心深处，又多加了一道地域发展落差刻下的疤痕。

在第一次参赛的获奖作品《假如明天没有太阳》中，郭敬明写道：我走在两边长满美丽法国梧桐的马路上，我总是在想妈妈会不会在饺子里包好硬币，然后坐在桌前等我。假如明年没有太阳，借我一对黑翅膀，我要飞回家。

即便是倔强的少年，也会在陌生寂寞时想妈妈。

在上海大学就读影视编导系后，郭敬明与周遭的落差更甚。他发现“我在县城穿的衣服、用的都是最好的”，但来后看到同学们时不时就换一个手机，每天都穿不一样的衣服，“发现自己都是最差的”。在接受杨澜采访时，他把这一段用来回答主持人“出社会后最大的屈辱是什么”。

而在接受陈鲁豫采访时，他更是脱口而出，“上海大学是一所非常变态的大学，因为班级里的同学都是上海人，就自己是外地的，老师用上海话讲课，听不懂。”

学校要求影视编导的学生，要配齐高性能的电脑、DV、相机三样，而郭敬明一算，发现“这相当于当时一辆车的首付，我父母三四个月不吃不喝的薪水”，感到很内疚和失落。

这时骨子里的倔强又拯救了他。他把老师的课都录下来，开始花三个月自学沪语。半个月后，他的妈妈给了他买拍摄器材的钱。

扫码分享给你的朋友们